新时代反腐败斗争为党赢得历史主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指出，进入新时代，面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突出问题，我们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纯洁干部队伍，维护了党的形象，巩固了红色江山，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深刻领会这一重要论断，对于我们坚定信心、保持清醒，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反腐败斗争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自我革命的高度自觉，严厉惩治腐败，及时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提高政治免疫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得到显著增强。

新时代反腐败斗争传承和发展了党拒腐防变的先进品格。毫不留情地清除党内腐败分子，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也是其先进性的重要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彻底解放全人类为最高理想，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一性质决定了党同腐败水火不容，决不允许腐败分子藏身党内。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过许多精辟论述。马克思说，“我们的党在这个19世纪由于它的纯洁无瑕而出类拔萃”。恩格斯指出，“当各种腐朽分子和好虚荣的分子可以毫无阻碍地大出风头的时候，就该抛弃掩饰和调和的政策，只要有必要，即使发生争论和吵闹也不怕。一个政党宁愿容忍任何一个蠢货在党内肆意地作威作福，而不敢公开拒绝承认他，这样的党是没有前途的”。列宁说，“只要有贪污受贿这种现象，只要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就谈不上政治”“在容许贪污受贿和此风盛行的条件下，实施法律只会产生更坏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警惕并坚决惩治腐败，这是我们党始终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重要历史经验，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以严明的纪律、严厉的措施坚决清理革命队伍中的贪污腐化分子。1926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1927年党的五大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1933年，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其中规定“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1938年，陕甘宁边区颁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其中规定“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5年以上之有期徒刑”。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巩固新生政权、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防止党内意志薄弱分子被糖衣炮弹击倒，我们党及时开展整风整党和“三反”“五反”运动，坚决清除贪污腐败分子，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毛泽东同志说，“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党风廉政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党着力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坚持不懈反对腐败，推动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取得重要进展。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打虎”、“拍蝇”、“猎狐”，取得反腐败斗争的显著成效，使党拒腐防变的先进品格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真正做到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

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增强了党拒腐防变的能力。我们党根据形势任务新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积极探索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有效途径，大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党的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这些重要思想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科学指引，进一步增强了管党治党的科学性、预见性、系统性、创造性。我们党同形形色色腐败分子作斗争的经验更加丰富，把握反腐败斗争的规律和特点越来越精准，发现和查处腐败问题的方式越来越科学、手段越来越丰富，找到了一整套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有效思路、举措和办法，形成了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反腐败斗争更有章法、更有力度、更有成效。反腐败斗争的实践，锻造了一支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提高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