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四个向度

—深入学习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基于对人类文明发展大势的深刻洞察作出的科学判断。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魂脉”与“根脉”，奠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石。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在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等不同维度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明观念，并在建构具有民族担当、历史自觉和人类价值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中呈现为主体文明、共享文明、生态文明、天下文明等四个向度。

全面发展的主体文明

文明归根结底是人的文明，文明的发展程度与人本身的发展程度具有历史一致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其首要意义上，是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在新的文明实践中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西方现代文明甫一展开，充当“真正的历史主体”的就不是“人本身”，而是“能动的”资本。资本具有了“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丧失了“独立性和个性”，人的命运总是受到资本的抽象支配。这种现代文明，被恩格斯视为“隐蔽的奴隶制”或“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在此境遇中，人丧失了主体性地位，只是“能动的”资本的一个客体性存在。一方面，资本主义把人类的物质文明变成了物欲的狂欢，“物化”“物象化”“拜物教”等概念表征了现代人异化的生存样态；另一方面，“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资本主义文明虽然构成了现代文明最初的甚至是普遍性的形态，但并不构成最终的、整体态势的命运，需要被人类所扬弃。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变迁大体经历三个阶段：古代社会——人对自然的完全依赖阶段；现代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未来社会——“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始终充沛着对“学以成人”“君子人格”“内圣外王”等完整人格的追求。习近平同志曾在《之江新语》中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这一论述，是对主体文明观念具体而深刻的表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坐标上，建构并谱写现代文明，并在实际的文明成果中赋予人以真正的历史主体地位。这一全面发展的主体文明，其核心要义在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状态下人的异化生存样态，使人从压抑性单向度的人走向自由全面发展的人。

人民本位的共享文明

人不是孤立的个体存在，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文明的进步不仅仅通过人本身来体现，也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表征。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映出不同的文明发展程度。

在资本主义文明的条件下，人与人的关系虽然超越了自然经济或农业文明中的相互依赖状态，但却形成了“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其原因在于，“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由于“物”本身的中介而疏离、陌生了，而且更加呈现出一种“非人”的关系。作为“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的资本权力，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权力”，更是一种“政治权力”。资本的这一支配性权力，最终造成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奴役和剥削，使得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巨大物质文明成果为少数人所垄断。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理念、政治模式、制度设计以及整个社会运行，都是以资产阶级能够获得利润为原则，并最终服务于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西方民主制度核心要素的议会，其本质上也只不过是资产阶级这一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可见，资本主义文明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私享文明。

基于对资本逻辑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未来社会要“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改变财产的社会性质，让资本“失掉它的阶级性质”。与此相契合，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大同”“小康”“和合”等理念和构想，体现着中华民族独特而鲜明的价值目标和文化追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提出和构建，之所以能够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共享文明。而共享文明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对抗性关系，而是平等和谐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