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

与《共产党宣言》首个完整中译本

走进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以下简称“中共一大纪念馆”），在基本陈列《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部分，摆放着一个特别的展柜，里面陈列有两本封面颜色不同的小册子，它们就是陈望道翻译的最早的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

淡红色封面的那本，是1920年8月出版的初版本，封面正中央印着水红色的马克思半身坐像，全册共56页，首印仅1000册。由于当时排版的疏忽，错将标题“共产党宣言”印成了“共党产宣言”。1920年9月，《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印刷第二版，标题的错误被更正，封面改为蓝色。前后两版《共产党宣言》的印刷与传播，在当时的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中产生强烈反响，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伟大的起点：点亮马克思主义信仰之火

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在英国伦敦以德文单行本形式首次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也宣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

1917 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马克思列宁主义传遍了世界。在中国，李大钊率先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他在进步青年中开展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在图书馆大量扩充马克思主义书籍，包括外文本的马克思主义原著，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推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其中摘译和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大部分内容。只可惜，当时《共产党宣言》的通篇译文一直阙如。因此，陈独秀提出，应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尽快翻译出来，“这已是社会之急需，时代之召唤”。于是，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一部完整的中译本，成了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迫切愿望。

历史的选择：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部纲领性文献，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和深刻，要将其通篇译成准确完整、通俗易懂的中文，并不容易。这需要翻译者不仅要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而且要精通外文，还要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和文学素养，就连恩格斯都说：“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

1919 年 6 月，戴季陶在上海与沈玄庐创办了《星期评论》，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等经常为其撰稿。仅仅一年时间，《星期评论》就发表了50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编辑部很快将翻译《共产党宣言》提上了日程，准备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在译者人选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编辑邵力子向戴季陶推荐了自己的同乡陈望道，并说：“能堪此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陈望道早年曾赴日本留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专业。留学期间，他深受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影响，积极宣传十月革命，结识了不少进步学者，阅读过很多马克思主义书籍。1919年，陈望道归国后被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聘为国文教员，指导学生施存统撰写了《非孝》一文，抨击封建礼教，发表在《浙江新潮》上，在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被浙江当局强扣以“非孝、废孔、共产、公妻”罪名，年底被迫离开了第一师范学校。就在此时，他接到了邵力子的来信，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随信还附有两本《共产党宣言》，一本是戴季陶提供的日文版，另一本是陈独秀提供的英文版。

1920 年春，29岁的陈望道带着《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和日译本，秘密回到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为了能心无旁骛地进行翻译工作，他住进了一间偏僻的柴房，两条长板凳、一块宽铺板，既当书桌又当床。春寒料峭，柴屋简陋，但陈望道全然不顾，一心埋头翻译；入夜后，点上一盏油灯，借着昏暗的灯光，继续翻译，一日三餐全靠母亲送饭送菜。由于长时间忘我工作，陈望道双眼凹陷、憔悴不堪，整个人瘦了一圈。浙中地区有吃粽子补身体的习俗，母亲看到儿子如此辛苦，心疼不已，于是包了些糯米粽子，配上一碟红糖，让他蘸着吃。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屋外问他红糖够不够，他连声回答：“够了，够甜了。”待母亲进来收拾碗碟时，竟看到儿子满嘴都是墨汁，碟中的红糖却一点儿没动。原来，陈望道工作太过投入，吃粽子时竟把墨汁当作红糖，自己却浑然未觉。“真理的味道非常甜”，正是这精神之甜、信仰之甜，让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革命先辈，在暗夜里看到了希望、找到了方向。

除了艰苦的环境，资料匮乏也是一大难题。为了让译文更加精准，陈望道借助词典反复琢磨，以便中国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原作的意思。就这样，篇幅不算长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却“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终于在1920年4月下旬完成了整本翻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