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p style="text-align:center;"> 微党课：学习老一代革命家的人格风范当好新时代践行初心使命的表率 </p> <p> <span>微党课：</span>什么是老一代革命家的人格风范？1937年10月23日，毛zd在为陕北公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成立的题词中讲到过一段非常有情怀的话。毛zd说：我们“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是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毛zd的这段情真意切的教诲，既是他对革命干部应有素质的明确要求，也是他对自己人格风范的真实表露。<br/> 一、老一代革命家人格风范的鲜明特征<br/> 以毛zd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他们给我们树立的人格风范，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敢于担当的使命情怀；二是严守纪律的大局观念；三是廉洁奉公的公仆意识；四是高尚纯洁的道德情操。<br/> （一）敢于担当的使命情怀<br/>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敢于担当的传统。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其实正诠释和记录了中华民族敢于担当的精神内涵。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也成就了中国共产党老一代革命家敢于担当的使命情怀。<br/> 重要历史关头敢于挺身而出——毛zd赴重庆谈判<br/> 1945年抗战结束，蒋介石三次电邀毛zd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还为此专门去到延安。党内一些同志担心毛zd的安全，不同意他去。经过慎重考虑，毛zd说：可以去，必须去。这样一句简单，但却坚决的话，正体现了一个领袖应有的责任担当，更体现了一个领袖在重大历史关头挺身而出的生命担当。<br/> 面对艰险毫不畏惧——**重返白区<br/> **说：“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挺起腰杆前进。”充分体现了他的担当精神。在革命紧急关头，他总是不避艰险，到最困难的地方去，挑最重的担子。1936年初，党中央派**去北方局工作，有同志对他说：你这次去白区，是重返虎穴，任务艰巨呐！他果断回答：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在纪念**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向我们充分展示了担当者的气魄。<br/> 危机时刻勇挑重担——彭德怀赴朝作战<br/>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当美国把朝鲜战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危急时刻，中共中央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彭德怀临危受命，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肩负民族的期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两年零九个月舍生忘死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br/> （二）严守纪律的大局观念<br/>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崇高理想和铁的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党的纪律的极端重要性，使党自成立以来便一贯重视纪律建设。早在党成立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作出关于纪律方面的规定，老一代革命家也都是严守纪律的模范。<br/> 坚决遵守中央决定——毛zd被剥夺职务，朱德驳斥张国焘<br/> 严守纪律首先就是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坚决遵守中央作出的决定，即使存在问题或个人受到委屈仍要服从。在井冈山、瑞金时期，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毛zd多次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每次都能做到服从组织决定。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zd被剥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他以大局为重，坚决服从党中央决议，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走的时候，还掷地有声地留下了一句承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与此同时，他通过组织程序，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说服教育了一部分受“左”倾错误影响的同志。后来，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军事路线，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br/> 在长征途中，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负责人的张国焘无视党的纪律，背着中央搞分裂活动，险些断送党和红军。红军中的广大党员，包括红四方面军的绝大部分同志，都能抵制张国焘的错误。当张国焘逼迫朱德公开反对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决议时，朱德坚定地回答：“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br/> 严守组织纪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br/> 请示报告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党内一项重要的政治组织制度。1948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zd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书记（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除向中央作临时的报告和请示外，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政策性综合报告；要求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请示报告外，每两个月向军委主席作一次政策性综合报告。考虑到各地的实际情况（主要是战争因素），《指示》还规定，“写报告时间（逢单月的上旬）恰在作战紧张的时候，则可提前或推迟若干天，但须申明原因。” </p> <p> <br/> </p> <p> <br/> </p> <p> <br/> </p> <p> <br/> </p> <p> <br/> </p></div>&#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