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

网络黑灰产业链的治理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加强网络违法犯罪的治理对于推进我国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营造风清气正、安全有序、积极健康的网络生态。当前，网络违法犯罪分工日益细化，形成了“流水线”式作业分工，滋生出与之相关联的黑灰产业链。黑灰产业为网络违法犯罪“输血供粮”，危害严重，对其如何加以有效治理，已经成为我国法律和司法实务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网络黑灰产业链的治理事关国家总体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成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国家安全战略纲要》，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代表了党中央对新时期国家安全问题的全新认识。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重视所有领域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目标是要构建完整的国家安全体系；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兼顾“五对关系”。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

　　在2017年2月17日主持召开的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抓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土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全等各方面安全工作，这其中涉及的非传统安全内容仍然比传统安全因素更多。

　　习近平总书记尤其强调网络安全，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要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提高网络安全保障水平”。惩治网络犯罪，包括对网络黑灰产业链的依法治理是维护网络安全的应有之义。

　　我国互联网应急管理中心将网络黑色产业链定义为，利用互联网技术实施网络攻击、窃取信息、勒索诈骗、盗窃钱财、推广黄赌毒等网络违法行为，以及为这些行为提供工具、资源、平台等准备和非法获利或变现的渠道与环节。而灰色产业则是游离于黑色产业链之上，处于违法犯罪边缘的行为。

　　据世界经济论坛的第15版《2020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网络犯罪将是未来10年全球商业所面临的第二大风险。由此可以看出，网络黑灰产业链在网络犯罪逐年上升的态势中也呈现出不断升级、壮大的趋势，其社会危害性空前，犯罪的产业化既产生了物质性被害，又产生精神性被害，既危害个体法益，也影响网络社会秩序，乃至于危害国家安全。因此治理网络黑灰产业链已经成为政府、社会、群众的重要诉求。

　　二、网络黑灰产业链的治理存在法律盲区和现实堵点

　　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善与恶都带来了无限可能。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迭代在创造了网络经济奇迹的同时，也打破了既定的社会治理知识体系、法律体系的圆满状态，并对社会形态发挥发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当技术更新的速度超过了治理观念和社会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的更新速度时，两者更新速度之间的“剪刀差”为新型违法犯罪提供了土壤和执法监管盲区。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算法、算据、算力方面的先后突破，技术创新彼此间正向反馈互动的“群集现象”将导致实然和应然之间出现更大程度的“（更新）断裂”问题，这也直接或间接导致实务部门在惩治和预防信息时代新型网络违法犯罪时总有“捉襟见肘”之感。目前黑灰产业链的存在形式主要有：网络黑彩赌博、非法网络金融平台、违规广告联盟、浏览器页面劫持、钓鱼网站诈骗等形式，并且随着科学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黑灰产业链也在不断创新形式、屡禁不止，不断冲击已有的治理手段。

　　首先，在我国法律尤其是刑事法律方面针对新型网络黑灰产业链的治理存在立法滞后及适用不足等难题。

　　在司法实践中，2016年南京市十大典型案例的恶意刷单“反向抄信”破坏生产经营案，2017年“正向刷单抄信”入刑第一案李某某非法经营案，都引起了较大争议。又比如实务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量刑最高只有三年刑期，对于特别严重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的网络黑灰产业链被告人如何定罪量刑，目前存在较大争议。有的认为以正犯的帮助犯定罪量刑，可以解决严重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量刑畸低的困境；但是反对意见认为帮信罪和正犯的帮助犯属于法条竞合，只能定帮信罪。

　　其次，在办理涉黑灰产业链犯罪案件中存在诸多现实困难。

　　主要体现在电子证据难调取、管辖权难确定、被害人难定损等方面。如在“杀猪盘”网络诈骗案中，犯罪团伙首先侵犯个人隐私获得被害人基本信息，然后精心包装、投其所好，使被害人陷入“温柔的陷阱”，最后实施网络犯罪，不仅诈骗了钱财，还欺骗了感情，被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失也难以界定；还存在着一些被害人不愿报案的现象，例如在“民族资产解冻”的网络诈骗案中，被害人多达上万人甚至数十万人，有大多数被害人深陷“套路”而不自知的，也有认为“投资”金额较少不当回事的，他们不能清楚地说明自己的被骗经历，也不去主动报案，给办案侦查带来了巨大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