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与升华企业家精神

—党员干部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党的二十大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鲜明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决策。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围绕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党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指引新时代民营经济实现了新发展。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今年7月发布的“民企31条”，进一步强调“全面贯彻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用务实举措稳定人心、鼓舞人心、凝聚人心，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弘扬企业家精神”。

现代经济学理论视角

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迅速成长，一大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不断涌现，为积累社会财富、创造就业岗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强综合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弘扬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民营企业家作用，对于激发市场活力、推进自主创新以及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家精神一直是现代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其定义和理论随着人类生产经营活动的发展进步以及经济学家研究的不断丰富而深化。“企业家”概念由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于18世纪30年代首次提出，认为企业家精神的关键词是承担风险。19世纪初，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萨伊首次指出企业家不等于资本家，将企业家列入经济发展的要素之一，即企业家是把土地、劳动、资本这三种要素结合在一起的第四个生产要素。

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进一步提出组织利润说，认为企业家通过组织赚取利润。1921年，芝加哥经济学派创始人富兰克·奈特通过研究风险和不确定性与企业利润关系发现，企业家精神在于承担风险，并通过识别不确定性中蕴含的机会获取利润。

1942年，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进一步指出“人类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强调企业家是“创新的灵魂”，企业家是从事“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者。熊彼特认为，企业家与资本家不同，“前者的本质是创新，后者的本质是追求利润”。他说：“你可以把许许多多的邮车加起来，加到你想要加到的地步；但这样做，你仍将永远得不到一辆火车。”熊彼特甚至提出，“企业家成批出现是繁荣产生的唯一原因”。美国科技史学家内森·罗森堡在《西方致富之路》中说“企业家是这个社会最稀缺的资源”。

现代经济学关于企业家、企业家精神的多维度研究表明，企业家是一个发展演变的概念。我们应秉持动态的立场来看待企业家精神，抛弃将企业家简单等同为资本家的古典经济学观念，把企业家作为市场特殊的生产要素资源来对待。企业家与科学家一样，都是以自身特殊生产要素获取相应报酬的群体，为创新不确定性承担风险成本，理应像保护科学家的知识产权那样去保护企业家的创新报酬、合理利润。

传统文化视角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现代化的巨大动能。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断言，儒家伦理不利于商业发展和现代化发展。但“亚洲四小龙”的成长奇迹早已证明，韦伯的观点是一个伪命题，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与商业、市场、现代化并不冲突。

儒家的“义利合一观”“兼济天下观”对于激发企业家远大抱负、道德人格具有精神感召和激励作用；儒家的“智仁勇”以及“内圣外王”思想可以为企业家的冒险创新、顽强奋斗的个人品格塑造提供使命召唤；儒家思想经典“仁义礼智信”贯穿中华伦理和道德体系，构成中国人最基本的仁爱观、义利观，对企业家“经济人假设”动力机制具有修正调节作用。

有了这些传统思想文化精华的滋养孕育，中国古代出现了一批商圣、商才，如范蠡、子贡、白圭等。明清时期，商品经济逐步繁荣，大量商品源源不断地投入市场，商品流通的范围与规模日益扩大，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形成了以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运河沿岸等地区为中心辐射全国的区域商品市场。近代以来，进一步涌现出以实业救国、经世济民为使命担当的民族企业家，如张謇、卢作孚、刘鸿生等。

正如专家所言，传统文化视角下的企业家精神蕴含如下几个特质：

一是以民为本，主张“仁者爱人”“仁民爱物”，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友善、协调发展，主张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保护协调一致，即“生财有大道”“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二是诚实守信，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人与人相交要真诚相待。这里的“诚”“信”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在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并被世人作为自我规范的重要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