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p style="text-align:center;"> 乡村“新治理”十三种模式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p> <div>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编者按：伴随中国经济加速转型发展，中国社会处于向现代化社会大转型、大变革的历史进程，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出现新态势，社会矛盾、社会价值、社会心态呈现新特征。传统治理理念、方式失效，治理能力已不适应现代化国家的要求。<br/>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提速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而“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这一进程标识了工作重心。<br/> 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不少地方以创新勇气试新举，因地制宜谋善治，探索多种治理新路径，走出乡村凋敝困局。在深入调研各地生动实践成果，汲取众多专家智慧的基础上，半月谈杂志社特别提炼出当前乡村治理探索成效显著的十三种模式，分别采取记者现场调查+专家点评推荐的形式，予以专题报道和集中展示。<br/> 十三种模式中，或聚焦体制创新，优化组织架构，重构基层权力运行体系，实现治理体制多元(如监委会、理事会、议事会、政经分离);或探索自治、法治、德治三位一体，探路治理体系多元(如三治合一、新家训家风);或瞄准公共服务，寓管理于服务，凸显治理功能多元(如公共服务站、政府购买服务);或借力外智，充实乡村精英人才队伍，形成治理主体多元(如新乡贤、大学生村官、第一书记);或以融合思维激发活性元素的引领、贯通和渗透效应，力求治理机制多元(如党建+、互联网+)。<br/> 十三种模式视角多样，各有侧重，又互补交融，有机统一。它们从乡土中国的痛点、难点中探寻发力点、亮点，凸显问题导向和建设性取向;它们从田园、从草根探寻路径，彰显可贵的首创智慧和务实底色。<br/> 新时代，将是基层治理的痛点凸显期，也是亮点催生期。作为37年以时事讲解和基层发现为使命的“中华第一刊”办刊人，我们期望，这些治理新探索能给各地基层干部群众提供可推广的典型样本和可借鉴的“解决方案”，以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将浓浓乡愁转化为实在的治理行动，共建共享“把酒话桑麻”“月是故乡明”的新时代乡村新图景。<br/> 议题策划：叶俊东<br/> 统筹实施：周清印<br/> 专题编辑：范钟秀徐希才<br/> 采写调研：半月谈乡村治理创新调研小分队<br/> <br/> 总点评：期待更多基层首创进入顶层设计<br/> 任路<br/> 针对当前部分乡村凋敝的困局，各地积极探索破解之道。《半月谈》编辑部特别推出十三种有代表性的典型模式，值得其他地方借鉴推广。这些探索尝试，并不是制度上的“大拆建”，而是机制上的“微创新”。<br/> 进入新时代，应鼓励地方实践，进一步提升制度创新水平，丰富乡村治理实践手段，更有效地激发群众自发探索的积极性和创造力。<br/> 十三种模式直面乡村治理五大短板<br/> 短板一：农村空心化与乡村参与<br/> 乡村人口从2005年的近7.5亿减少为2014年的约6.2亿，农村空心化趋势日益明显。村里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等“三留守”群体参与意愿与能力有限，导致乡村治理主体缺失，村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乏力。部分乡村甚至连村两委换届选举都缺乏合适人选，班子成员老龄化日益严重，只能勉强扮演“维持者”的角色。<br/> 短板二：土地分利化与乡村廉洁<br/> 农村土地资源成为“香饽饽”，也成为“蝇贪”高发地带。一些农村村级权力尤其是村主任和支部书记缺乏有效监督，在频繁的土地流转或者征用过程中以权谋私。部分村庄凭借集体土地收益积累了大量的集体资金和物业资产，同样缺少有效监督，“小官大贪”突出。<br/> 短板三：村级黑恶化与乡村稳定<br/> 与“小官大贪”相交织，村级权力灰色化甚至黑恶化有所抬头，一些地方村霸问题较突出。他们利用宗族恶势力或黑社会流氓，干扰村级换届选举，侵占村级集体资产，欺压农民群众。一些村霸还渗透村干部队伍，侵蚀农村基层政权。<br/> 短板四：维权信访化与乡村法治<br/> 农村法律服务比较缺乏，农民缺少有效的维权方式，更多地采取信访而非法律途径来表达诉求和维护权益，“信访不信法”。<br/> 短板五：文化多元化与乡村风气<br/> 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农村社会文化风气呈现多元化，但在部分地区并没有带来农村精神财富的有效积累，反而使一些不良社会风气有所抬头。不赡养老人的不孝之风，大操大办的人情之风，建庙问神的迷信之风，执迷不悟的赌博之风等，与农村原本的勤俭家风、朴实民风和文明乡风格格不入。<br/> “微创新”多元探索乡村善治<br/> 为回应农村空心化带来的村民参与难题，一些地方尝试将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在行政村以下寻找乡村治理的微单元，提升乡村治理的参与力。如理事会、议事会、政经分离模式。<br/> 针对各地屡屡出现“小官大贪”“村霸”等问题，一些地方采取诸多措施来加强农民的监督权、管理权和决策权，以“权利制约权力”，从而规范微权力，保障乡村治理的廉洁力。如监委会模式。<br/> 针对农民权利观念增强却“信访不信法”，维权行为增加却难以纳入到法治轨道的问题，一些地方探索自治、法治与德治三合一，广泛建立内生的村规民约或者外引法律资源推进微法治，提升乡村治理的法治力。如法治与自治、德治三治合一模式。<br/> 对于农村不良社会风气滋生的问题，一些地方将传统的家规家训家风和奉献乡里的乡贤文化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手段，致力改善微环境，增强乡村治理的文化力。如新家风家训、新乡贤模式。<br/> </div> <p> <br/> </p> <p> <br/> </p> </div>&#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