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堂课总共分为三部分，红船精神的提出、红船精神的历史内涵、红船精神的价值意义，探讨中国革命的精神之源，继承甘于奉献的“红色”基因。 第一部分红船精神的提出 一条小船，诞生一个大党。要弘扬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红船精神”，首先要清楚“红船精神”是如何提出来的。 1917年，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相继成立，建党条件也基本成熟。 经过积极的筹备后，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正式开幕。出席者共有13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会议有序进行，直到7月30日晚，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遭到法租界巡捕袭扰，会议刚开始几分钟就被迫中止，各代表及时转移才保留了革命的火种。 摆在一大代表面前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迫切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来继续开会？当时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建议：会议从上海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召开，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的理由是： （1）嘉兴离上海很近，我们国家第一条铁路，是1909年开通的沪杭工铁，嘉兴就在中间，从上海到杭州中间就是嘉兴，距离近方便转移。 （2）嘉兴南湖，不光风景优美，更主要便于党的一大代表能够在比较安全的环境下——在湖中继续开会。 （3）嘉兴有着悠久产业发展的基础，跟上海产业发展有着天然联系，另外嘉兴的群众基础、社会基础比较好。 基于以上理由，王会悟的提议得到了一大代表们的一致同意，代表们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 7月31日，一大会议在嘉兴南湖缓缓划行的画舫上开始了。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30日未能进行的议题。嘉兴南湖的会议从上午11点开始一直到傍晚结束，大概只有半天的时间，但这半天时间的会议却非常重要，产生了三个“第一”： （1）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也就是党的一大纲领。一大纲领在上海会议过程中起草，在嘉兴南湖的会议上得到通过。 （2）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工作任务的决议，决议提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要马上组织开展工人运动。 （3）会议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中央领导机构，当时叫中央局有陈独秀、张国焘和李达三人组成。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党的纲领的诞生就意味着政党的诞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嘉兴南湖这次会议宣示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嘉兴南湖的这条小船也就被赋予了“红船”这个名字。 这是红船精神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红船精神的提出是我们后来对党创建了这段历史所反映的这种精神面貌的概括。红船精神的提出跟习近平同志有着很深切的关联。 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到浙江工作不久，他就来到嘉兴南湖瞻仰红船。在红船边上，习近平同志深情地提出了八个字“精神传承、思想升华”。2005年，全党开展先进性教育实践活动，活动期间，2005年6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在文章中第一次公开阐述“红船精神”，同时对红船精神的历史地位、历史内涵以及现实的意义也做了系统的阐述。 第二部分红船精神的历史内涵 红船精神是我们后人对前人的概括，这种概括里面既包含了早期共产党人在追寻革命事业中所反映出的一种精神、一种状态，又包含了我们后人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怎么来传承这种精神，提出一些新的要求。所以，当年习近平同志在《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一文中对红船精神的内涵概括了三句话：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1、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核心，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之源，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早期共产党人的追求，和他们改变近代中国社会的迫切愿望。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建党实践和革命活动中，从播撒中国革命的思想火种，到奠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组织;从制定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到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无不彰显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近代中国社会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由一个全盛的封建帝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近代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救亡图存。 关于怎么救亡图存，早期的先进分子想了各种办法。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主要有君主立宪和民主革命两个，代表人物分别是严复和孙中山。但无论是君主立宪所主导的社会变革，还是民主革命所主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事实上都没能成功。当然这里面有包括封建势力的强大、中国近代民主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等等在内的很多因素，但根本性的因素就在于没能够找到一个先进的思想武器，没能够找到一个先进的阶级依靠，所以近代中国广大先进分子处在一个彷徨困惑时期。就在这时候，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 俄国的十月革命，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影响，不光是让处在彷徨中的近代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一丝曙光、一丝新的希望，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 以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怀着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奋力播撒中国革命的思想火种，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思想先锋。他们创办进步刊物，宣传新思想和十月革命;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成立学术团体，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一年后，更名为《新青年》。以《新青年》的出版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使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革命。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逐步发展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北洋军阀仇视新生的苏俄工农政权，把科学社会主义诬蔑为“过激主义”，把布尔什维克攻击为“过激党”。因此，面对北洋军阀的封锁，《新青年》《湘江评论》《少年中国》《每周评论》等报纸杂志纷纷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了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专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明，并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了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把经过五四运动锻炼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很多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坚决的革命道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大范围的传播。 值得一提是，李大钊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然而在中共一大和二大会议上，他却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李大钊为党的事业奉献的积极性。1928年4月28日，李大钊在行刑时慷慨激昂的说：“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这位共产主义战士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了，这一年，他才38岁。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他奉献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共产党宣言》是第一部较为完整而系统地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伟大著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五四运动前后，虽然在中国有不少人介绍过《共产党宣言》，但一直没有完整的中文译本。1920年春，陈望道接受了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重任，陈望道回到了家乡，夜以继日地开展艰苦的翻译工作，他时时刻刻聚精会神斟词酌句，一丝不苟，这期间就留下了“吃墨汁”的感人佳话：一天，陈望道的母亲送来粽子给儿子当点心充饥，外加一碟红糖。过了一阵，母亲来取碗筷，惊奇地发现儿子满嘴乌黑，红糖却原封未动。老人家爱怜又带几分生气，问道：“吃完啦，这糖甜不甜呀?”陈望道仍浑然不觉，头也不抬说：“甜，真甜。”经过艰苦的努力，陈望道翻译完成了《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不仅表现在中国先进分子播散中国革命的思想火种上，更体现在他们积极创建党团组织，开创中国工人阶级先锋组织的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草案共有十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此，要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1920年10月，李大钊等在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称“共产党小组”，同年年底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它曾帮助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者开展工作，对北方党团组织地建立起过促进作用。在上海及北京党组织的联络和推动下，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也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地方，多是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较深，产业工人较为集中，已经出现了一批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中心城市。在日本、法国也有由留学生和华侨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等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孕育诞生了一个新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个政党来组织劳苦大众，推翻反动的专制政权，建立我们自己的民主政权。所以红船精神中说的敢为人先、开天辟地指的就是这么一个社会历史条件以及这么一个客观的历史运动。 2、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支柱，是胜利之本。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的创建包括诞生以后的历史事件，反映我们这个政党所特有的政党品质，以及广大共产党人的理想和追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跟西方其他政党诞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不一样，西方是民主的产物，我们恰恰是专制的产物；社会理想不一样，西方的政党通过合法选举的渠道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是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实现社会理想；群众基础不一样，西方是通过自己的政治主张来赢得社会多数，而我们是通过对未来的追求和理想以及现实的努力来赢得社会的多数。 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不屈不挠的探索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树立了共产主义的坚定理想。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文化转型大背景下，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毛泽东、恽代英等为代表的先进分子，拼命搜寻，学习那些具有进步色彩和改造现实的思想学说，搜寻着当时社会上能够看到的各种进步书刊：中国儒家典籍等传统文化、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空想社会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等方面的书籍。毛泽东最早读的是私塾，“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儒家典籍。这种学习的内容，他说，“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同时，他也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并从中发现了问题，这些小说“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为他们所有和控制”。进入新学校后，毛泽东开始接触到《盛世危言》和西方的《原富》等书籍，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十月革命之前，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一度泛滥。1918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毛泽东后来在自述中说，尽管“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但“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这时“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毛泽东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的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